《延安一月》是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1944年夏参加“中外记者参观团”所作的长篇新闻报道。

赵超构写成《延安一月》是偶然中的必然。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军队摩擦和袭扰不断，特别是“皖南事变”之后，军事和经济封锁日甚一日。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颇受各方关注，迫于国内外压力，1944年2月，蒋介石最终同意组成“中外记者参观团”前往边区。

1946年1月南京新民报馆出版的《延安一月》（沪初版）

到延安去采访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国民党当局表面上同意中外记者参观采访，实则要求所属媒体“继续加强反共宣传”。因此，在中国记者的选择上费尽心机，对外国记者也有所防范。除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外，为表示“民主”，《大公报》和《新民报》各派记者1人参加，代表《新民报》的赵超构是9名中国记者之一。

这是中外记者自1939年以后第一次大规模集中进入边区采访，各报派遣人选都是资深记者。《新民报》最初选派采访部主任浦熙修，但国民党宣传部门以女记者“不便”为由不批，实际上是认为浦熙修思想左倾，不符合“标准”。继而报社拟派名气最大人称“恨老”的主笔张恨水参加，不料他家人生病，不能成行。新民报社最后决定派最年轻的主笔赵超构参加。赵超构幼患耳疾，听力受损，又讲一口温州官话，初到陕北语言交流不便，这些不利条件反而被国民党方面“相中”，因而得以入选。

2025-08-03，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自重庆出发，其中6名外国记者后来都为中国人所熟知。他们是：代表美联社、《曼彻斯特导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代表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福尔曼，代表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武道，代表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父，及代表塔斯社的普金科。参观团由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葆樵和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领队，另有随行工作人员4人。5月17日至31日，参观团在国统区西安等地参观。31日下午从山西平渡关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至7月12日大部分记者离开（除夏南汉之外的5名外国记者继续采访至10月）。

参观团6月9日到达延安。当晚，叶剑英设宴欢迎；翌日，朱德为全体记者举行欢迎晚会。12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并作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当晚请大家看平剧（即京剧）至深夜。初次会面，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深刻印象。此后，部分记者陆续单独或集体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高层，并与延安文艺界人士、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工农兵群众广泛接触。中外记者参观访问了边区政府、报社、农场、兵工厂、学校、医院、托儿所等处，对边区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七月上旬，国民党要求记者提前返程。

赵超构返回重庆后，写下了十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从7月30日和8月3日开始，分别在重庆和成都《新民报》连载，于10月18日登完。11月初，新民报社将《延安一月》结集出版，这是该书的首个单行本。此书甫一面世，即引起轰动。

但是，《延安一月》的出版并不顺利。每篇文章登载前都要经国民党宣传部门审查，并有删改，部分篇目甚至遭到扣押。陈铭德和张恨水在“前言”和“序”中都强调此书对延安事物“看不到一句话是离开国民的公正观点的”，“全篇的叙述或批评，都是很忠实的”；作者也称“这一篇稿子始终不过是新闻记事，它只能代表一个新闻记者对边区的看法”。^[1]言语之间，颇有向当局作委婉说服之义。1944年11月，南京新民报社出版了初版；1945年1月再版；1946年1月出版了沪初版。

《延安一月》全书有46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即：《西京——延安间》和《延安一月》，《延安一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本书是国统区记者首次客观公正地报道边区的真实情况，生动地描绘了延安等地各界人士热火朝天、团结紧张的生活场景，反映了边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面貌。作者用细致朴实的笔法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贺龙、叶剑英、王震等领导人物，还采访了在国统区广受关注的丁玲、陈学昭、陈波儿、范文澜、王实味等知名人士，真实地介绍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使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谣言，不攻自破。此外，书中还附有延安木刻画12幅，有古元的《运草》《扭秧歌》、彦涵的《婚事》《村选》、施展的《日兵厌战思乡》等，是赵超构在延安参观访问时鲁艺师生送给他的。这些木刻作品用艺术的方式反映了边区的日常生活。

《延安一月》出版后，重庆《新华日报》自购2000 册送往延安，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评价说，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毛泽东当年在重庆谈判期间，曾邀请赵超构到寓所长谈。周恩来称此书为“中国人写的《西行漫记》”。与赵超构同行采访的地下党员、《扫荡报》记者谢爽秋等还协助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

参观团延安之行是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延安最集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次采访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统战工作的典范。部分记者从各自视角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客观上为粉碎国民党的诋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爱泼斯坦6月10日在朱德为记者举行的晚宴上说：“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2]

短暂的延安参观采访，催生了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和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武道的《我从陕北回来》等著作，一个代表着中华民族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开始进一步为世界所认知。

【赵超构小传：笔名林放，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杂文作家，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林放杂文选》等。1910年5月生于浙江瑞安（今文成县），1934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后任南京《朝报》编辑；1938年任重庆《新民报》主笔。1944年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发表《延安一月》。1946年任《新民报》上海版晚刊总主笔，上海解放后返沪继续主持《新民报》晚刊（1958年改名《新民晚报》）工作，1992年2月病逝于上海。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参考文献：

[1] 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新民报馆沪初版，1946年1月。

[2] 《朱副司令长官行署举行晚会欢迎记者参观团》，《解放日报》2025-08-03。